钟海涛十分尊重汪树清老人。他从小就喜欢和方锐、刘兰兰、张欣、王海龙等人听他讲述三五九旅参加保卫延安、攻打瓦子街等战役的故事，听他讲述参加南泥湾大生产的故事，听他讲述跟随王震将军挺进新疆开发戈壁荒滩建设新农场的故事……如果说他和方锐没有遗传基因却都喜欢文学的话，汪树清老人的故事就伴着他们成长，给他带来了创作灵感，称得上是他们的文学启蒙老师了。
“老汪叔，我们这会儿没什么事，想到外面去随便转转！”
见老人跟了上来，钟海涛放慢了脚步，漫不经心地回答。
“真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你们就到我家去坐坐吧！”
钟海涛没有推辞，领着方锐一起来到汪树清家里。
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住房，从外表上看，和三分场职工住房没什么区别，只是比普通职工住房面积稍大一些。院子里有一块小菜地，是靠自来水浇种的，地里的小青菜长得水灵灵的。汪树清的老伴陈淑芬正在菜地里拔草，看见钟海涛、方锐来了，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看见老伴在不停地忙乎着，汪树清连忙招呼她：“淑芬，快到屋子里去休息一会儿吧！”
陈淑芬答应了一声，赶紧回到房子里洗了洗手，拿起一块布将桌子旁边的凳子理了理。
钟海涛和方锐随汪树清老人走进房子里，在桌子旁边凳子上坐下来。
汪树清看到钟海涛胸前露出印有红色“奖”字的白色背心，笑了笑说：“海涛，我也有一件奖品，这些年来一直没舍得拿出来，今天拿出来给你们俩看看。”说完转身从里屋子里拿出一个小木箱子放在桌子上，然后轻轻地打开，再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层黄色的布面，一面红旗呈现在他们眼前。
汪树清老人将红旗拿出来展开后，双手轻轻地抚摸着已经褪了颜色的红旗，深情地说：“海涛，我们刚到五一农场的时候，也开展劳动竞赛，那时的劳动竞赛如果获胜了，连一条毛巾、一块香皂的奖品都没有，就是奖给一面大红旗。”老人边说边无限深情地抚摸着那面已经退了色的大红旗，动情地说：“海涛，为了能得到这面大红旗，我和我的伙伴们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接着，汪树清老人向钟海涛和方锐讲述了一九五六年他带领全班青年修渠时，夺取这面红色奖旗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们刚进驻五一农场的时候，就投入到修建总干渠的大会战。因为如果不及时修建总干渠，不仅开垦出来的荒地没法种植，就连人畜饮水都非常困难。当时的五一农场抽调出一千多名青壮年组成十个青年突击队，我那个时担任第十突击队队长。五一农场党委为了完成艰巨的修渠施工任务，开展了队与队、段与段之间的劳动竞赛。竞赛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要工效高，二是要质量好，三是要安全无事故，四是要提前完成修建任务。那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冬天在托木尔峰山脚下的野外进行作业，寒冷的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难受。我和我的战友们吃住都在戈壁滩上。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在工地边啃上几口冰冷的窝窝头，接着又继续干。在这样的艰苦生活条件和恶劣的气候环境下，干部职工们的干劲丝毫没有减弱。那时我带领第十队的突击队员们为了夺取这面大奖旗，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召开‘诸葛会’，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怎样才能提高修渠工效。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涨。有的主张把工段分到每个人，有的主张延长劳动时问，也有的主张把队员们分成两班，一个班干白班，一个班干夜班。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后，最后拿出的办法是：把精干的突击队们组织起来晚上搬运鹅卵石到施工现场，白天专门施工。这一招果然灵，工效一下子提高了许多。那时候我比较年轻，不仅负责白天施工，晚上还带领突击队员们挑石头。有月光的晚上要好一些，没有月光的晚上就难办了，来回四五公里的路程，还要挑上五六十公斤重的石头，没有亮光是不行的，我就挑选出一些强壮的年轻人，晚上提着马灯干。当时的第五突击队看到我们的工效提高得很快，也学着我们干。他们突击队里有个叫钱运华的年轻人，别看他个头不算高，力气也很有限，可他挑的石头总比别人要重，跑的趟数也比别人要多。那天晚上，由于夜黑，他的扁担压断了，一块大石头从筐子里掉下来，砸在他的腿上，鲜血直流，他就悄悄地坐在离路边比较远的一块石头上包扎一下。天气太冷了，谁知他一坐下来，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等到我们发现他时，他面前的一大摊血已经凝固成血冰块了。我们修渠的全体突击队员们含泪将他葬在离大渠不远的地方，让他日夜看护着他曾为此付出生命的这条大干渠。
由于晚上把石料备得很充足，第二天又加紧修渠，这年年底，我们终天完成了修建大渠的任务。一九五七年开春，边疆第一条干砌卵石渠道终于完工了，清清的天山雪水从新修的总干渠里流进了我们五一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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