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农民军缺乏组织性，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乌合之众，内部自相残杀，李大成农民军总共有十三家，虽然都尊奉李大成，但实际上内部之间十分不团结，互相残杀，这成为李大成失败的重要因素。这种内部的不团结其实由来已久，早在新皇九年，李大成和张献忠两支农民军的时候，两人都经常发生摩擦，整体上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给予了敌方各个击破的机会。
李大成的农民军流寇作风十分明显，史料中多次出现描述李大成军队掠﹑焚﹑屠等字样。在对待水家王朝降官时，更体现出李大成山大王的气质。史书记载，在京都的四十二天中，大顺军共掠银七千万两。此时，水家王朝的残余势力并没有清除，辫子军也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李大成等却急于享受。
在山海关战役中，辫子军的出现是李大成始料未及的，当辫子军突然出现之时，李大成军队难以抵抗，再加上农民军习惯于流动作战，打不赢就跑是他们的正常反应，于是他率军逃走，迅速回古都。京都战役关乎大顺政权的存亡，而李大成的决策竟是打不过就逃跑，与流寇十分相似。李大成听到辫子军攻城后，“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成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李大成此时的做法就像山大王的做法一样，带着胜利物品回陕西，他的梦是陕西皇帝梦，不是中国皇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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