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纪已老了，不如把他扔到滇池淹死，以免传染军士。这儿子非常害怕，只好用重贿赎回老父的命。
又有个姓王的百姓，因卖槟榔致富，故人们称他为“槟榔王家”。钱能抓了这人，说他煽动百姓，僣号称王，吓得这人把家产全部交了出来。
钱能连勋臣后代也不放过，还仗势用七千两银子，强买了沐府价值四万多两银子的文物。
正德初，刘瑾唆使武宗以“万金入贡”为条件，更换各地镇守，“新用者论地方大小借贷银两进献”。于是在先朝因贪赃获罪的内官韦兴、齐玄
，又得以夤缘差出分守，而镇守太监被允许干预刑名诸政，甚至“许问四品官”。这些中官们肆意诛求，无所惮忌，凡事无不以贿。
南直隶巡抚都御史艾璞，以勋戚势家夺民田判归民，刘瑾纳勋戚赂，逮璞下锦衣狱，徙其家海南。
刘瑾又令各布政使司进京觐见时，都要送银二万两，各地官员只好借“京债”，复任后再以库银加倍偿还。
凡出外差回来，也得给刘瑾送贿，给事中邵天和等盘査河东盐课，畏瑾索贿，由盐运使李德仁
“敛所属银一万八千两有奇”给他；给事中周钥勘事归，以无贿，害怕刘瑾迫害，自杀。
为了有利于索贿，刘瑾还改变选举法，凡有吏、兵部进退文武官员，都要先得到他的同意，才能奏报皇帝。有升了官而谢礼薄的，次日马上被黜退或强逼致仕，但贿赂一通，则已黜者又可立即起用。
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是旧例，刘瑾为了要胁各官贿赂，让吏部不时考察。神英因厚贿刘瑾，得封泾阳伯，禄米八百石。
相反，平江伯陈熊总督漕运，不肯送贿，遂以小故，被锦衣卫械送京师，削去爵位，追夺先朝给予的免死诰券，全家发配海南。
武状元安国进署指挥使，受命赴陕西三边立功，但他和同举六十人均无资贿赂，刘瑾便把他们编入行伍当兵。
御史涂祯巡长芦盐课，不肯割送该年余盐银两给刘瑾，竟被逮下狱。还年余盐银两给刘瑾，竟被逮下狱。还创立罚米法，有过错的官员可赂而求免，清廉正直的反被借故械系罚米。刘瑾甚至接受宁王宸濠
的贿赂，帮他复护卫，“濠反谋遂成”。东厂的张锐、司礼监张雄亦分别接受了宸濠上万两的银子。
宦官贪污勒索的猖獗，助长了封建社会无法根除的积弊——几乎无官不贪的歪风。崇祯元年（1628）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在上疏中揭露：“今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今安得不以钱偿？”“上司督取既多，……至考选朝觐，动费四、五千金……而欲守令之不爱钱乎？”这真是一语中的，连朱由检亦以其能切中时弊，命韩一良
于廷臣中朗诵奏本，给予嘉奖，并越级提升他为右佥都御史。但是，积重难返，不管是韩一良还是朱由检，都无法煞住这股歪风。
宦官还把贪污勒索的黑手伸到外邦。
正统时，王振和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多次接受瓦剌使臣贿赂的良马。
正德四年
（1509），刘瑾接受日本使臣宋素卿贿送的黄金千两。
嘉靖二年（1523），日本使者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司中官赖恩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
万历时，高采造了两只通桅海船，置办了价数十万的通倭禁物，又“勾引红夷，诈帛麻即钱三万，许以澎湖通市”，以致红夷“杀戮商渔，洊窥内地……以故占宋戕杀我二万余人；日本声言袭鸡笼淡水，门庭骚动”。自此以后，“红夷无岁不窥澎湖”。
可见宦官不择手段的发财，败坏了国家声誉，使中外关系的矛盾激化。
而普通的地方官员更是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有些就直接摇身一变，变成倭寇或者是私通倭寇。
为什么明朝的海禁政策会一直维持，单单只是由于怕被倭寇入侵？由于朝贡贸易劳国伤民？这倒是真的，毕竟外国人也没有见过这种sb，随便说一声拜见，然后就直接给自己送好东西来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外贸易的问题。
明朝时期由于海禁，对外贸易禁止，但是禁止的只是自己朝廷，还有普通的老百姓，至于当地豪强大族，以江南为首的大族们可是赚钱的干活。
海禁了之后，通外国交商的就变成他们了，赚钱的人肯定也就变成他们了，就连我们现在都知道出口贸易非常的赚钱。
而如果朝廷要放开海禁，这不就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吗？这对于这群人来说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而科举的中举人数一直都是南方官员比较多，自然也是支持海禁的人比较多，而且祖宗之法不能变，不开海禁就是不能开。
而这个不开海禁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维护这群人的利益吗？
也好在科举有南北榜之分，如果没有，全都成了南方的人，那么后果就是让南方的人更加的猖狂。整个明朝的经济发展变得的不平衡，所以，至少按照古代来看，分卷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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