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奴隶制的不断发展，大地产的形成和小农破产现象的越发严重，公民兵制无兵可征。
这直接影响到了罗马军队的兵员和战斗力。
也因此，马略进行了军事改革，使得原本公民兵制改变为了募兵制，也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士兵们也由向国家效忠变为了向某位将军效忠，再加上首领突出的个人魅力，军队的统治权掌握在了元首手中，元老院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权。
公元前46年，凯撒获得了养老院任命为10年的独裁官权力。并且在公元前44年获得了为终身独裁官的权利。
凯撒的独裁统治也正式标志“平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共和制名存实亡。”
“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阿莉西亚开口道。
夏亚笑了笑，“伱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
顿了顿，夏亚继续道。
“基于此逻辑，我们可以接着往下推。
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往往并不把奴隶当人看待，而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
奴隶是仅次于牲畜的大宗“商品”，被围在圈栏里当做商品买卖，可以退换、索赔，主人对自己的奴隶，完全握有生杀大权。
虽然罗马的奴隶制发达，但奴隶主为了极端压榨奴隶，平均每几十公顷的土地才分配十几个奴隶，可以说劳动占据了奴隶，除睡觉以外的全部时间。
奴隶被提供最低限度和最劣质的衣食，住在牢笼里，每天都有奴隶冻饿而死，一旦老病，就被弃如敝履。
因为照料他们的成本，还不如直接再买一个奴隶实惠。
长期遭受非人折磨的奴隶的反抗情绪，早已酝酿，他们就像一个火药桶，只差一个可以领导他们的人，反抗运动就会以星火燎原之势爆发。
奴隶制生产关系虽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限度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它为提高生产力开辟的场所终究是比较狭窄的。
罗马的繁荣无疑建立在对奴隶的压榨之上，但它的衰弱，也同样是因为奴隶制。
到了奴隶社会末期，奴隶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奴隶主对奴隶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造成了大批奴隶的过早死亡，严重摧残了奴隶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
活着的奴隶也对劳动毫无兴趣，并以消极怠工、破坏生产工具等方式反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
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破坏工具，便制造笨重的工具给奴隶使用。
同时，奴隶社会中的自由民阶级，担负着全部兵役和纳税义务。
由于剥削阶级的掠夺和经常的战争破坏，他们多数人陷入贫困破产，甚至沦为奴隶，这就造成奴隶制国家兵源和财源的枯竭。
战俘本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奴隶制国家既然兵源枯竭，通过战争掠夺奴隶的途径便堵塞了。
大批奴隶得不到正常补充，从根本上瓦解了奴隶制度的基础。
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
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
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
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大大加剧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听见这话，亚瑟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面色也逐渐变的凝重，他想到了现在的布里塔尼亚。
此刻的布里塔尼亚，似乎也正在逐步步入这个深渊中。
那些工人们虽然过的比奴隶们好一些，但也只比奴隶好一些……
夏亚的目光闪动，继续道。
“在奴隶杜会末期，由于奴隶主阶级的剥削更加残酷，奴隶的反抗斗争空前高涨，奴隶暴动的烈火越烧越旺。
公元前73年在罗马爆发的斯巴达克起义，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奴隶革命战争。
起义军约十二万人，斗争持续三年之久。
波澜壮阔的奴隶起义，沉重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对摧毁奴隶制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方面，公元1至2世纪，在希腊和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带轮的犁。
这种犁用双牛牵拉，生产效率高，有两副这样的犁和扶犁人，另加6名农工就可以完成200犹格的农庄的全部耕作。
高卢北区出现了割谷器，在打场时使用了打谷橇，这就减少了收割和打场时造成的损失，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一时期，农业上已经实行植物轮作制和休耕制，不少地区可以实现一年两熟。
有些庄园采用种植豆类或绿肥的方法以恢复土壤的肥力。精耕细作成为农业生产的一大特色。
由于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早期罗马帝国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表现在各行省农业经济的发展上。各行省耕地面积增加了。
埃及和北非一带，改善了灌溉系统，扩大了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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